罗爸爸

绑架米克·贾格尔挣两百万。我和托尼·帕瓦罗蒂坐在车里，沿着一条蜿蜒扭曲如河流的马路上下行驶，一直来到风大浪高的海边。乔西·威尔斯没有来。这辆福特福睿斯贴着路边行驶。猛地左转，猛地右转，一个浪头打在石滩上，水花飞溅，落在挡风玻璃上。这条路离大海就有这么近，我们离掉进大海就有这么近，而帕瓦罗蒂依然在开车，冷静得像是冷静他妈。

托尼·帕瓦罗蒂的鼻子很像帕瓦罗蒂。他不记得母亲是谁不记得父亲是谁，不记得在哪儿长大，不记得有没有做过男孩成长中该做的那些事情，有没有遇到过男孩难免会遇到的麻烦。就像电影里主角的帮手，演到半截时出现的那种凶悍角色，说话走路像是从一开始就在等待主角召唤。托尼·帕瓦罗蒂正是这种人，在你打电话召唤他之前，千万想清楚你要请他干什么。他能趴在一幢老楼的窗户底下等待一天，或者在山顶的一棵树上蹲守一整夜，或者在垃圾场的垃圾峭壁里，或者在一扇门背后，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，直到彻底变成一道黑影，从三百英尺外干掉你的敌人。他为乔西·威尔斯做事，但就连乔西也无法让托尼永远站在他那一边，虽说如今站在乔西那一边的人已经很多了。我和他没有交谈。我待在家里的时候总是足不出户，要出门就离开这个国家。我没有去过他家。但托尼·帕瓦罗蒂没有主人，他为所有人做事，今天他一整天都受我雇佣，他坐在我左边的驾驶座上开车，轿车贴着细细的小路行驶，这条路太狭窄了，容不下那么愤怒的大海。

你要知道：监狱是贫民窟男人的大学。砰，叮当，砰。两年前，巴比伦来抓走了我——已经是两年前了吗？我绝对不会忘记巴比伦侵犯我的哪怕仅仅一秒钟时间。在送我去监狱的车上，一个警察冲着我的脸吐口水（他是新人），然后我说逼眼儿，你的口水怎么一股泡泡糖味道，另一个警察用枪托重重地砸我的脑袋，等我再次醒来，人已经在监狱里，他们用凉水浇醒了我。没到1978年，两个警察就都死了，因为我刚出监狱，我身边的这个人就把他们带到了我面前。所有体面的好人啊，听清楚了，罗妈妈养出来的儿子从来都挺直腰杆做人，不会像疥疮老狗似的忍受唾骂。这就是我，永不忘记仇恨的罗爸爸。朋友，我们不但不会忘记，还会复仇。我们带他们去哥本哈根城的尽头，只有秃鹫生活在那儿，富人的屎尿径直排进大海，一个警察开始哇哇哇哭什么他老婆没工作他有三个孩子，我说那他们这下就更倒霉了，因为他们老爸是个没命了的逼眼儿。

先回到他们送我进监狱的那天。无论你这人多么鬼祟，能够钻过政权的夹缝，但你不可能钻过钢铁栏杆。钢铁就是钢铁，钢铁比狮子更强壮，钢铁不会让步。栏杆说，这里不是出路，你给我乖乖地蹲着，假如你还想出去，就钻进自己的脑壳，叫你的脑子开始运转。肯定是以为这个，绝对不可能读书的人才会开始读书，甚至写书。但栏杆还说，没有谁进来以后会停止学习，因此学习也许就等于探访自己大脑，也许监狱能够让你打起精神，让你做好聆听大道的准备，因为啊先生们，假如一个人没有做好聆听的准备，那么他就不可能——说真的，不可能——学到任何东西。

车撞上什么障碍物，但托尼·帕瓦罗蒂没有理会。真希望我没有像个不会开车的人那样一惊一乍的。我认识的人那么多，只有他戴着手套开车，手套遮住手掌，露出手指，每个指节和手背都留着开口。棕色皮手套。没等我们赶到海湾，太阳就溜走了。它没有胆子见证心思变得凶残的我们。现在月亮挂在半空中，月亮是更好的伴侣，尤其是肥肥胖胖的一轮满月，颜色深得像是刚从血池里升起来。你见过月升吗？我想问托尼·帕瓦罗蒂，但我不认为他会回答我。你不能用这种问题去问这种男人。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香烟，递给他一根。他把香烟塞进嘴里，我给他点烟。帕里萨多斯公路，经过机场，一直延伸到皇家港，《诺博士》里的詹姆斯·邦德就在那里将追兵撵下公路。我们继续向前开，驶向一个堡垒，这个堡垒修建于我这种人乘着奴隶船来牙买加之前。1907年的地震使得它有一半陷入了沙地，但要是车开得够快，你会觉得它像是刚从沙地里升上来。你能看见炮筒从沙地里向外窥视，你会琢磨当纳尔逊单腿绕着它转悠时，它有多么高大和骄傲。我们在高中里学到，纳尔逊和罗德尼上将从法国人手中拯救了牙买加。现在谁会来拯救牙买加呢？

沿着这条路继续走是皇家港和人尽皆知的查尔斯堡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海滩的树丛里还藏着两个堡垒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把脑袋伸出车窗，望着最后一缕阳光变成橙色，然后粉色，然后消失，虽说汽车引擎声很响，但我依然能听见大海正变得越来越喧嚣。我和托尼·帕瓦罗蒂驶向西沉太阳、渐升月亮和逐渐消失的暗影之间的失落堡垒。我们左转穿过荆棘丛，开过颠簸的坡道。我抓着车门，像个不会开车的人。我们开上仿佛山巅的护堤，陡峭的坡道之下就是大海，我们左拐然后右拐，要不是我赶在荆棘丛划过车窗前把胳膊缩回车里，这会儿手上已经鲜血淋漓了。向下，向下，再向下。车再次左拐，然后右拐，然后飞了起来——我们要翻车了，真的要翻车了，这个血逼人怎么能这么冷静和一言不发，只是像赛车司机似的紧紧抓住方向盘？车开始下滑，我险些失声大叫，但我们随即刹车了。托尼·帕瓦罗蒂把车速放慢到爬行，我们来到堡垒入口前的一小条海滩上。堡垒没有门，我们开了进去。金斯敦现在与我们隔着大海了。

车终于停下。托尼摇下他身旁的车窗，胳膊一伸就爬了出去，完全像是他的风格。他在右，我在左，两人同时走到车尾箱前。他用钥匙开锁，打开箱盖。假如第一个小子能尖叫，见到此刻微弱的光线肯定会放声大叫，这无疑是他们三个小时以来见过的最明亮的地方了。我用上了我所有的愤怒，才把最后这两个小子塞进后尾箱，我很久以前就该处理掉他们了，所谓很久指的是差不多两年，但此刻我已经没了那种劲头，一丁点都没剩下，甚至无法仅仅用两只手把第一个小子拎出后尾箱。我揪住他的衣领，他轻得像一根羽毛。他背后的手铐黏糊糊地沾着鲜血，手腕上应该有黑色皮肤的位置变得白生生的。他散发着屎尿和铁锈味。他号啕大哭，面颊涨红，眼睛通红，鼻涕一团一团往下淌。托尼·帕瓦罗蒂拎出来的另一个小子也是这样，两人都散发恶臭，尿了裤子。

来这儿的路上，我和他们唱了一路的戏：你们记得那片海滩吗，逼眼儿？你们记得你们开枪袭击歌手吗？其他人搅黄了你们的诈骗生意，你们却要他付出代价？你们知道他记住了你们的面容吗？你们还不如开枪打上帝呢。我有很多话打算说给两个小子听，但此刻在这个堡垒里，想到许许多多年前死去的西班牙人、英国人和牙买加人，想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死去，我忽然什么也不想说了。而托尼·帕瓦罗蒂，他从来不说话。

但两个小子说了很多话。哪怕隔着堵嘴的破布，我也能分辨出字母、单词和句子。他们使劲眨动通红的眼睛，挤出大滴大滴的眼泪。求求你，爸爸，我根本没参加，你看我现在还是这么穷。求求你，爸爸，歌手已经饶过我了。求求你，爸爸，我只知道赛马的事情，不知道那晚的突袭。求求你，爸爸，放我出海吧，我会像美人鱼似的游到古巴去，永远不回牙买加。但我不在乎。那天晚上有一帮人突袭了歌手。有一帮人在海滩用枪指着他，因为他们把他拖进了与他毫无关系的赛马诈骗密谋。一阵风说这两帮人是同一伙人。另一阵风说他们是不同的两帮人。但就连这个，我也已经没话可说了。我完全不在乎。他们在我和歌手之间挖出一道深沟，伤口虽然能愈合，但会留下疤痕。